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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建设文化名城。文化名城叫“三部曲”。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名城？依据是什么？因为大同有丰厚的历史遗存，上溯到历史的根源，最早是许家窑文化遗址，属于石器时代，那时就有人类在这里栖息。有文字记载以来，大同有三个高峰，叫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这三个部分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大家都知道，从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到494年大同有近百年的都城历史。北魏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北魏非常了不起，他们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呼啸而来，由一个部落的游牧文化，到入主中原后很快地全面汉化，创造了那个时代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时代。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雕塑、最灿烂的文化，可望而不可即。辽金陪都近300年，创造了华严寺、善化寺那样灿烂的文化，同样这也是今天我们文明古国历史文化遗存中绝无仅有的。明清时代是军事重镇，承担着保卫神京、屏障京畿的作用，历史上曾屯兵12万，徐达造城，留下了现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1982年首批公布的大同历史文化名城指的就是明代的古城。这就是历史文化名城三部曲。

第二个是建设旅游名都。旅游名都有“三张牌”，第一张是我刚才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这是国家级的。第二张是世界遗产旅游城市，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宝贝中的宝贝，好得“盖了帽的”，属于顶级的，是现今仅存的、全世界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最杰出、最优秀的，具有唯一性、不可逆性。第三张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恒山。我们的旅游名都是有基础的，是以文化名城为龙头，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风景名胜区为两翼的统一整体，以及未开发的古长城、湿地文化、工业遗址等等，这些多元素可以集合成旅游名都。

第三个是建设生态名邑。大同这儿干旱少雨，怎么能做到生态名邑呢？正因为我们缺什么，才补什么，缺少的就是我们追求的。生态名邑叫“三种境界”，首先是宜居，其次是利居，第三是乐居。宜居是适宜生活，是基础，也是最低要求；利居是方便创业；乐居是幸福的家园，是宜居、利居的基础上再创造、再提升。生态城市着重体现在御东新区。御东新区是以什么为主呢？城市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以文瀛湖为中心的生态公园。从风水学上讲，御东新区风水很好，背靠山，前有水，“山管人丁水管财”。风水学不是迷信，是一种民俗学，是多少年经验的积累。所以御东新区就是以生态环境为主体的宜居、利居、乐居城市。

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是有区别的，传统是以低矮的四合院为母体的，是砖木结构，体现了厚重的建设文化的神韵；现代的用钢结构、玻璃技术做的，一个传统、一个现代就会形成强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就是魅力，所以大同叫魅力城市。我们的城市建设坚持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原则。按照这样的思路往前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大同的城市建设这样走下去一定会在全国的城市建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同大不会超过北京、上海、太原，但我们以特色见长。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梁思成先生就提出来，对北京古城要保护，实行分开发展、新旧两利的政策。但由于当时没有认识到历史文化的价值，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革命化时代，梁先生良好的建议最后没有被采纳，祖国大地到处都在拆城墙，结果就造成历史遗存的彻底毁灭，那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时代。

有时我跟上海的同志们开玩笑，“你有的我将来会有，但我有的你永远没有”。因为历史不会倒转，百年前上海不就是个小渔村吗？而大同是几千年的古都，从赵武灵王算起，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北魏算起，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文物具有不可逆性，滚滚长江东逝水，历史是不会返回的。所以老祖宗的创造是昨天的辉煌，也是今天的财富，更是明天的希望。这是一种独特性。作为大同人民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要明白今天进行那么多的拆迁，那么多的改造，花那么大的代价，再挨上别人的骂，我们是要做什么。

我们作为政治人物，要有担当，担当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历史文化名城复兴我想这是大同最后一次机遇，今天历史的责任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担当起来。2006年同济大学曾经为我们做过一个古城保护规划，里面的内容都是在城墙边起五层、六层楼房，高20米。传统建筑是靠什么来体现美呢？古城是一个水平城市，是靠四合院无限的连续空间作为母体，其间点缀着钟楼、鼓楼、太平楼、魁星楼和城门楼，形成了一个以母体建筑为主体，以公共建筑为天际线，有韵律、音乐感的水平城市。这就是我们的神韵。如果建20米的建筑，远远超过城墙12米的高度。这怎么能保护好呢？真正意义上的古城保护就是复原、复兴，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母体建筑和历史神韵的复原、复兴。好多人又问，为什么好好的要拆呢？其实我是走遍了古城的每一个角落，3.28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街巷我都走过，目睹了古城里的满目疮痍，可以说整个古城都是被垃圾包围着，古城的小巷都是残破不堪的。残破跟残缺是不一样的，残缺是一种美之所在，是有历史价值的。今天的大同人是有历史责任的，责任不是把3.28平方公里的古城推倒再造，而是应该把它保护起来使它得到复兴。

那又有人问，大同有广袤的土地，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过不去，跟历史较劲呢？老祖宗创造那么灿烂的文化，为什么要在我们手里把它糟蹋掉呢？古城是大同的灵魂所在，50年代国家有许多专家非常关注大同，那时说古城第一位是大同，其次才是平遥。平遥是个县城，而大同是府城，况且还有皇朝的背景。本来我们应该奉若神明，匍匐在地，小心翼翼地保护好，为什么要唾弃呢？如果把古城毁灭掉，我们叫老祖宗的不肖子孙，所以现在我们要抢救。古城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是唯一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所以在世界上也就是唯一的。不管欧洲有多少，那不是中国文化，大同是中国唯一的古城。

我们请的是国际大师进行设计的。大剧院请的是日本的矶崎新；博物馆是崔恺，当代中国非常优秀的建筑师；图书馆是美国的科恩，哈佛大学建筑系的主任；艺术馆是英国的福斯特，就是设计香港机场、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那个人。在大同的土地上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各设计一个，就是说在大同这块土地上完全可以把城市建设得更漂亮一些，做得更好。请他们设计，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吸取他们的智慧来创造今天的辉煌。我们完全有这样的信心，我不是在这儿“口出狂言”，也不是“神经病”、“发高烧”。大家要相信大同的城市建设，就是我们的一轴双城，历史文化名城和生态名邑，未来在全国的城市发展中肯定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今天的大同要有这个勇气，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流。这是“三名”。

再一个就是经济强市。经济强市叫“五园区”。第一个是制造业园区20平方公里。大同制造业历史上曾经辉煌过，大同人其实是能搞大事、折腾点大事的，曾经折腾出塞北箭汽车等。而且汽车有2个轿车名录、1个中卡名录3个户口，但非常可惜最后因为没有年检被国家发改委吊销了。如果今天这三张户口还在，折腾一个汽车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每个户口背后都可以折腾一个汽车产业，非常可惜。现在我们重振制造业的雄风，要靠制造创未来，正在跟中国重汽、中国总装备部进行洽谈，跟吉利等几家汽车公司谈，下力气把装备制造业园区打造好，提供一个平台，以平台来引项目，以园区来引项目。

第三个产业机遇。大同当年的地方煤炭产量是3000到4000万吨，居全国之最，号称煤都。到了今年除了同煤，市一级的产量仅600万吨。煤的技术含量比较低，挖出来就卖，其他产业搞不好，连煤也不会挖了吗？从这次煤矿兼并重组可以看出，大同煤炭企业是最典型的多、小、散、乱。全省现有310个机械矿井，大同只有5个，即吴官屯、南郊小塔山、鹊儿山等，而长治一个襄垣县就有16个机械矿井，大同占全省的比例是六十分之一，而全省仅有11个市，大同号称全省老二，其他产业衰落还可以讲点理由，煤炭怎么能衰落到这种程度呢？

为什么今年大家都喊这么困难？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困难是怎么形成的？我想责任不仅仅在于领导，责任在于你我他，大家都有责任。大家可能说冤枉，“我不是领导，我承担什么责任？”是我们的文化、习俗、习惯这方面的责任。任何领导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为什么？我就体会在大同干事太艰难了，有时候干得干得都不想干了，而且一见这地方好糊弄，喝酒、吃肉你好我好，没标准，没压力，没动力，那还干什么呢？恰恰是为了名利就不能干活，不干活也照样能当官，干活还惹人、得罪人，有人告状，这么辛苦、付出，还干什么活？所以，应该从文化上进行检讨。

大同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市营以下的企业全军覆没，哪一个还残存的呢？橡胶厂、鞋帽厂、塑料厂等等都关门了，云飞旅游鞋我们曾经风光一时，为什么都衰落了？历史走到了今天，我感到很沉重，我今天讲这个话的心情非常沉重，就是大同为什么走到今天了？今天的大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要做大事呢？“三名一强”就是大同的希望所在，出路所在，不这样就会被历史淘汰。这是我们集体的意志，也是大同人民的整体利益所在。

大同人民同在一条船上，必须建设“三名一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才，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搞这次培训的目的。在大同工作了近两年，我是甜、酸、苦、辣、咸备尝，体会太深了。大同有没有干部？有多达4.5万人，比太原还多，特别是县处级干部远远超过太原，因为太原的学校、医院是没有县级干部的。我感到我们的干部，当然总体上是好的，为大同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很辛苦，主流应该充分肯定。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现在我们干部存在“三少一缺”的问题。

第一个是专业干部少之又少。比如市政公司1200人里没有一个是专业干部，只有一个大学生还是学工民建专业的。1200人多可怕？道路的路灯照明我惭愧得很，我修路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挑战，路好了路灯却不亮，市政公司没有一个懂照明的干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也跟上他们背黑锅。网上就有人议论，“耿市长，你什么时候让路灯亮起来？”“这不像耿彦波速度吧？”我说大家这个质疑提得好，我给城建部门拿这个例子讲了多次。我说我问心有愧，为什么缺专业人才？再比如，供热公司，我说你们做得真好，今年供热不涨价不行，那边涨价这边不供热，弄得老百姓两头骂我，那边骂涨价，这边骂不供热，价格高还挨冻。这是什么时代的生活，连供热问题还解决不好？事实上除了热源不稳定以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系统有问题，该注水的没注，有热也供不出来，你说可怕不可怕？市政公用局成立以来就没有起过多少作用。

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干部一说就是不懂，且不说不懂本身就是错误，谁让你不懂？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不懂？一年不懂，二年不懂，三年还能不懂吗？不会学吗？专业干部奇缺，缺得我想找个抓手也找不到，最近要成立平城文化旅游公司，把名城、云冈、恒山打包起来做一个平台，类似像西安曲江开发大唐芙蓉园、大雁塔那样的做法。但那天在平城公司协调会上有关部门拿了一大堆方案，还搞什么影视、歌舞。我就问，谁来搞这个事呢？专业人才太少了。

第二个是年轻干部少。年轻毕竟是未来和希望，像我已年过半百，当年孟老夫子年过半百时到齐国，齐国的国君就说，“喂，老叟叟，你来这儿有什么好主意呢？”我就到“老叟叟”这个年龄了，“喂，老头子，你来大同还能干什么呢？”这个年龄是今天可以看到明天了，到退休满打满算也就是七八年的时间，是人生的黄昏季节了。可大同现在缺少年轻的干部，我们的事业毕竟是年轻人的事业，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年轻人毕竟想法大，毕竟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为什么后来出现了“59岁现象”呢？船到码头车到站，59岁了叫他干什么去呢？那个年龄就不是“掀天揭地”的时代了，是保守的时候了。我们的社会、事业有希望就一定要启用一大批年轻干部，所有事情都应该和年轻人绑起来，有年轻人参与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事业。

昨天作家阿城来了大同，他说，“大同文化名城的硬件不错，我给策划个主题吧，搞个中国音乐节，以唱歌、跳舞为主。”我说，“这个怕搞不起来吧，大同应该搞一个刘老根那样的大戏台，上演有地方特色的数来宝、罗罗腔、二人台等。”他说，“你不知道，世界上的音乐节搞得还是挺火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节。”我问，“你怎么能弄成？”他说，“我有资源，让崔健来演唱，搞露天音乐会。”我问，“露天音乐会群众能听见吗？”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年轻人需要放松一把，不需要听得见，就需要搭建个舞台，崔健一来，追星族太多了，提前几个月卖票，人山人海，一次能装25万人，崔健唱，大家也唱，谁也听不见谁。特别现在高考完了需要放松，很有市场。”我说这么多人能放下吗？他说可以搭帐篷。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挺有道理。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这个时代永远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是一个健康向上的力量。年轻干部少是一个缺陷。雁同合并是历史形成的一个包袱，政府组成成员4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50岁以下的也不多。

“三少”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一缺”，就是缺少事业心、责任心。有不少干部是当官不干事，干事不负责。到了今天我们的事大、事多、事繁，就需要一个团队，这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是多数人的事业。2008年修了30多公里我亲自检查还不是太大的问题，一天走10公里三天就走完了；2009年修了110公里路，再加上那么多的桥梁、文化精品，一个月转个轮回就还很困难，况且还有各种事情，迎来送往，会议、接待好多事务性工作，我感到实在是难以支撑。特别是建好以后我们的管理，是更大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相比，建设容易管理难，因为管理每天都是新的，每天从零开始，环境卫生今天搞了能代替明天吗？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日日工，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的，“把最容易的事千百次地做好就是不容易，把看似简单的事每次都做到位就是不简单”。管理太平常但是太不容易，需要良好的机制、良好的班子、良好的团队。历史走到今天，如果大同没有一个好的团队，没有人才的支撑，这个成果是不容易巩固的。今天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想到一句话，改变大同要先改变人，人的核心是在干部层面。确实是改变大同先要改变人，不改变人大同就没有希望。

过去老子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之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人就是“道”，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人，这是天、地、人三才。没有人就没有什么天道、地道，天、地、人三才人为中，当然人要符合天道和地道，但是天道和地道是服务于人，有人才有“道”。“形之下者谓之器”，我们搞的这么多都是“器”的层面，而不是“道”。改变大同必须要谋“道”，从人的层面、干部的层面来解决问题，需要人才，需要年轻的力量，因为今天的年轻人通过时间的逐步推移将来可能要走向重要岗位。我们的事业就是要靠一代一代人来往前推进的，要从科级干部抓起，培养一批优秀的科级干部是当务之急。

过去古人讲“建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就是说要成就大事就必须有优秀的人才来支撑。曾国藩讲过“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什么是“替手”？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大家的事业。这就需要找“替手”来办好，没有“替手”就不会做大做强。我们讲“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曾国藩这样的人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个标本式的人物，是一个楷模，千古完人，他的人格修炼和办事本领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他的家书、文章大家要作为终生的必修课，每一句话都是从生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他说这个话是在组织团练带兵打仗时说的。他感到要建立一支地方部队，建立曾家军必须要选拔人才才能把事情做大。“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认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选“替手”。今天我们搞这个培训班就是要通过培训的方式给年轻干部提些忠告、进行培训，以此来为培养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打下基础。

使用人才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比较难，使用好人才要有爱才之心，识才之眼，用才之胆，还要有容才之量。过去有人讲“庸才好用没有用，人才有用不好用”，庸才好用，但是办不成事，没有用；人才有用但是有个性不好用。我想这句话修正一下“人才有用也好用”，这才是最佳的。上次于丹讲“外化内不化”，叫“内方外圆”，“外圆”是人生成本最低的要求，就是把人生所有关系都搞好；“内方”是坚持，要有主心骨，有自己的人格修炼，有做人的大道理。

过去讲富不过三代，曾国藩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他的后代也有很多成才之人。他的儿子曾纪泽，后来是中国第一代的外交家。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之气质本由天生，实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意思是人的气质天生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就可以改变，曾国藩觉得他儿子从小走路轻浮不够厚重，就通过这句话教育，让他改进。西方哲人培根也讲过，大家都熟悉，“读史使人明智”，读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读诗歌、唐诗、宋词可以使我们灵秀，让我们领略古人的神韵；“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吴晗先生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余秋雨先生说得很好，“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摆脱平庸”，要做一个摆脱平庸的人就必须读书。

读书要读什么书，我建议大家要多读经典，少读流行。我们现在属于知识爆炸的时代，网上有很多流行东西，信息实在太多了。我们面对那么多的诱惑和选择，但那些都是快餐文化、流行文化，就和流行服装一样，过去就烟消云散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南怀瑾先生曾经说过现在的教育是有问题的，小学学的东西到了初中就没什么用了，初中学的东西到了高中就没什么用了。大家回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从小打造人生的基本功，国学要求从小就开始背《三字经》、《颜氏家训》、《论语》、《孟子》，年轻时下功夫多背一生都忘不了。到我这个年龄是今天的记不住，以前的忘不了，该忘的忘不了，老是回忆过去，今天记的马上就忘，过目即忘，大家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读经典。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圣贤的治学之道，是人类文化智慧的结合，就是用权威的知识告诉人们文化的根本在哪里，做人的基点在哪里。我感到古人太伟大了，人生的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新问题，伏羲画卦大约是在7000年前的时代，那时还没有文字记载，是用符号记录的，这就是为什么《易经》里用的全是符号。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伏羲就创造了《易经》这门学问，这是打开宇宙人生奥秘的钥匙。他太伟大了，他所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仍然是人生的重大问题，孔夫子在五十多岁读《易经》时是这样评价的，“假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早一点，五十岁时读了《易经》，就可以少犯过错。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圣贤，孔夫子在世时没有被重用，甚至有人称其为“丧家犬”，我觉得这是亵渎圣贤。他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地传播学问、整理文化的精神是可敬的。以前的六经都是刻在竹简上的，散落的，一根竹简也刻不了多少字，将散落的六经修订好就是靠孔夫子。如果没有他的整理，先古文化就失落了，就不会传承到今天。虽然他未被当世所用，但是成了千秋的圣贤。孔夫子当时翻《易经》韦编三绝，“读易老而忘忧，韦编为之三绝”，“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当时的竹简是由牛皮绳编在一起的，“三”代表多，韦编三绝就是说孔夫子翻《易经》翻的把牛皮绳断了很多次。老夫子呕心沥血地整理中国的文化，使中国文化始终站立在世界的高峰。所以说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人，是吃中国文化长大的，经典就告诉了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如何进行人格的修炼，如何做到“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不断圣化的过程，向圣贤学习。

古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非不能也，不为也。”不是不可能做到而是不去做，所以要读圣贤之书少读流行，当然流行的也可以在网上看看，浏览一下天下大事，但是不能整天沉迷在那些东西里，快餐文化有色素还有其他不好的东西，就像现在的小孩子不该胖的胖起来了，就是因为饮食中有激素，这违背了人生之道，违背自然之道。我觉得要沉下去读些经典，比如《易经》、《论语》、《孟子》等。其实现在的经典很好读，有好多的注解。我建议大家读《论语》时读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他是中国当代唯一称得上的国学大师，他去了台湾以后几十年都没有中断国学。台湾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国学没有中断。我们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当时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有革命的一面，也有情绪化的一面，“五四运动”就是年轻人的事业，“打倒孔家店”，鲁迅先生讲“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当然是针对封建糟粕而言的。今天冷静下来看，我们的国学中还是有好多精华。

如何来传承文化，如何向古人学习圣贤之道，加强人格修炼，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要下功夫好好读些经典，只有读经典才能感受到人类的智慧、思维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能感受到伟大的思想体系和经典的精神力量，这样才能有文化的底气，才能有文化的基础。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基本功，垫底的就是国学的基础，要有基本的了解，当然不是要求大家当专家。过去好多古人皓首穷经，一辈子也学不出个结果。今天大家要知道，不是做知识分子，而是做知道分子，把古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人格理想是什么，对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基本功还是要练好。

过去讲儒、道、佛三家，中国可以把所有外来文化都同化为中国文化，包括佛教文化也完全是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作为发源地印度的佛教文化已经衰落了，真正的佛教文化现在中国，是中国化了的，是把儒家文化引到佛教文化中使它进一步成长。儒道佛三家对人生都是有用的，所以叫“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所谓“以佛修心”是指出家人看淡名利、淡泊人生；“以道养生”是指道法自然、顺应自然来养身，“与四时合其序”，符合自然天道的变化，符合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符合天道、地道、自然之道；“以儒治世”指儒家是入世的事业，佛教是出世的事业。我们提倡以出世之心对待入世事业，以看淡名利的心情来对待入世的事业。读经典要把经典当做一种终生旅行的方式，人的生命方式，在人生的旅行中有经典的伴随将会是一个快乐的人生。

有人总结读经典有三个过程：首先是忍受，读经典时不可能像读小说那样快乐轻松，半醒半睡都可以读，读经典时要头脑清醒，深刻思考，忍受寂寞和枯燥；第二是接受，由忍受到接受就进入了新的境界；最后是享受。明代王艮说“乐学”，“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学不是乐，不乐不是学”，意思快乐是因为学习经典，学习是学习经典的快乐；不快乐就不叫学习，不学习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穿越千年和古人对话是一大快乐。曾国藩讲，“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读经典同时还要读有关业务的书，干一行爱一行，要爱岗敬业。干哪一行要成为那一行的专家，最起码不当知识分子也要当知道分子，不能一问三不知，“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一个单位的领导经常一问三不知，那怎么当领导呢？读书首先是进行人格的修炼，人格的修炼是非常重要的，还给大家举那一个千古师表，人生楷模，他是一个标杆，在几千年历史中他就是一座高山，还是曾国藩。他终生进行自己的人格修炼，在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课程表，其中有十二项内容，后来被称为曾国藩的读书“条规”。

第一是“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这个文章很多，他曾经给自己提出五项修炼标准，一是诚，要诚恳、诚心、诚实、忠诚，无诚人不立。二是敬，要有敬畏之心，现在好多干部没有敬畏之心，要敬畏道、畏法、畏舆情，敬畏天道、地道、人道，敬畏法律、尊重法律，敬畏民心、口碑、社会评价。现在好多干部就不注意自己的影响、口碑和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有敬畏之心是作为领导干部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修炼，是人格修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静，心、气、体、神要四放松，要静下心来不得浮躁，要练静止的功夫。四是谨，要谨慎小心。五是恒，恒非常重要。曾国藩这个人不是天生聪明绝顶的，不像梁启超是天生就聪明绝顶，他讲他自己一生愚钝，中等资质。他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是两次考中，还是三等甲级同进士。再有他一生是个病号，30多岁患肺结核经常咳血，35岁又患了牛皮癣，一生受其困扰，51岁患高血压，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字，61岁就中风去世了。中等资质、一辈子病号，一生却干了那么多“内圣外王”之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清朝险些被太平天国消灭掉，东南的半壁江山当时已经成了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天下，清朝的中兴之臣就是曾国藩，是他挽救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使清朝回到了大一统的格局，重新有了社会秩序。而且他一生写了1800万字的文集。

第二是静坐。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每天察思自己过错。第三是早起。曾国藩一生勤奋，就是他的恒心成就了一生的事业。早起就是黎明即起，醒后决不沾恋床，不像我们现在好多人，读书也不亲，干活也不亲，就看到床亲，早上不起黑夜不睡。他非常刻苦，讲“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意思是学问之道在于“有恒”。他还说过“人生唯有常为第一美德”。为什么他中等资质能做出那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有恒心，定下的事一辈子能坚持下去，而我们好多人都做不到。

第四是读史。曾国藩是个农家子弟，当年他在外读书时借钱买了《史记》。他父亲很平庸，但他爷爷很了不起，虽然没有文化，一般孩子都崇拜父亲，但曾国藩崇拜他爷爷，他人生中好多事多是以他爷爷为楷模。他父亲给他的信中说买《史记》可以，借的钱父亲替他还，但是希望他每天要读，这样就不辜负父亲的一片心。曾国藩立志坚持，“每日圈点十页，如果中断就是不孝”，他把读书和孝联系了起来。过去的孝文化是何等了不起，人伦孝为首，维系了几千年家庭的稳定。现在社会乱套了，孩子们年龄大了不结婚，结了婚不生孩子，一些社会伦理已经被弄坏了。

第十二是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我们大同人是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军分区帅府街那地方有个歌城，有时我晚上开会完了看到都是车水马龙。这在古人看来都是小人之举。曾国藩是圣贤之道夜不出门，黑夜出门做什么？就这样坚持了三十年成就了曾国藩，到了老年他还背《离骚》。上过中文系的知道《离骚》是何等难背，这种学习精神非常令人钦佩。读书要干什么，第一就是人格的修炼，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第二就是能力的修炼，读书才能提高我们的才能，过去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三就是为建立事功做准备。没有人生的格局是办不成大事的，器小易盈，所以要重视人格的修炼和胸怀的培养。曾国藩讲大丈夫的事业依仗的是胸襟，就像过去的一句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将军额头能跑马”，人的胸襟有多大，事业才能做多大。器小易盈，如果做事情时左想右想就是自己的那一点私利，能干成什么大事？没有远大的目光就行而不远。

第一句是“天道忌巧”。天道是厌恶投机取巧行为的，马英九先生引用过曾国藩的这句话“以天下之至拙，应天下之至巧；以天下之至诚，应天下之至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一分辛苦一分收获，我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要走正道，一定要记住“天道忌巧”。投机取巧的路是不会长的。过去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走了捷径可能有效，但是有限制的，是行而不远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下笨拙的功夫。有些人说某人会当官某人不会当官，大家千万不能入了会当官的那一流，不要相信什么“甩手掌柜”。什么事情也是从辛苦来的，都是劳心、劳力的结果。凡是成就事业都是这样，包括曾国藩历史上成就事业的人都是非常辛苦的，都是长期劳心、劳力的结果。天上不会掉馅饼，人间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要去相信那些神话，那是误入歧途。不要相信什么策划，有一个主意就能上了天，能一夜暴富，世界上没有那样的捷径可走。人生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什么叫路，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叫路，要踏踏实实地走自己的路。

亚圣孟子讲“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意思是源头里的泉水滚滚涌出，日夜不停，注满洼坑后继续前进，最后流入大海。水要把坑洼注满才能继续向前流，就是说做事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水如果不把小坑注满怎么向前走？水往低处流，注满了才能继续向前走，这就是“盈科而后进”。古人讲的话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最高的人生哲理，我们要当老实人，一步一步向前走，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千万不要思巧，巧害人。所以孔夫子在《论语》中讲“巧言令色，鲜矣仁”，投机取巧、当面阿谀奉承的人很少是“仁”，都是小人。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说得很好，“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老到，又要清明 ”，我们在一个地方做事希望无声无息地干。

“做事要开张，做人要低调”。当一个人成为知名人物时就离身败名裂不远了。什么东西都是一个辩证法，我一直警惕，从来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们历史上的大师，宋代是朱熹、二程（程颢、程颐），明代是王阳明、王船山，宋代以后科举考试都是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朱熹说过“圣贤之言千言万语教人从近处做起，古人于小学小事中得大学大事之道”，他说得很明白，圣贤千言万语就是叫人要从身边做起，古人从小的学习和小事情中明白大的道理，就是小中见大。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把两脚踩在大地上，不能踩在云中，那样是会掉下来的，那不是我们踩的地方。“地势坤，厚德载物”，讲的就是在大地上才能干出我们的事业。

第二句是“天道忌盈”。大家都看到月盈则亏，十五月亮最圆，十六就开始缺。“日中则昃”，这是自然的现象，太阳到了中午的时候就要偏移。曾国藩最欣赏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是人生的好季节，花开了马上就要凋谢。乾卦的上九说“亢龙有悔”，“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太高了就物极必反。《管子》说“斗满人概之，人满天概之”，意思斗满了人要把它刮平，人要是满了老天就不高兴。过去讲“天道亏盈而益谦”，是说天的本性是要使盈者亏损而补偿不满者，盈就是满，就像月盈则亏；“地道变盈而流谦”，是说地之本性是要使盈者溢出而流向不盈的一方；“鬼神害盈而福谦”，是说鬼神的本性是损害盈满者而福荫那些空虚者。

当然孔夫子讲“子不语怪力乱神”，“祭神如神在”，“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不要去讲这个东西。神是一种宗教情怀，是一种信仰，人生没有宗教信仰是很可怕的，有人说如果没有宗教信仰人就会变成禽兽，没有宗教信仰，只管享受今生，不管前生和后世，这样就会变成禽兽。过去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说，积累善德的家族，这个家族就会有享不尽的福留给后世；如果不积累善德，那么后世必定遭殃。“人道恶盈而好谦”，是说人的本性是讨厌满盈者而喜好不满者。就像有些人暴富起来后以为天下都是他的而得意忘形，结果大家都不会喜欢他。

《易经》里有六十四卦，其中有一个谦卦，谦卦是这样画的，上面是坤，下面是艮，坤为地，艮为山。卦象的道理是这样的，山都比地高，但是要谦虚到把山放到地的下面，把自己放到最底处，这就是谦卦。在所有的卦像中，乾、坤二卦是《易经》的入门卦，每个卦有六个爻，在六十四个卦象中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汉代有人说谦卦“大可以保一国，小可以保一生”，人们都喜欢谦虚的人，“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

第三句话叫“天道忌贰”。贰就是有二心，多猜疑，用心不专，不忠诚，无恒心。过去常讲不要当“二臣”，“二臣”不就是叛徒吗？明朝的官降了清朝就是“二臣”，我们过去好多有骨气的文人至死不做“二臣”。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死不肯投降元朝。孔夫子说“君子不二过”，就是说你第一次犯了错误，不批评你，但第二次就要批评，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二次。人生是老实的学问。所以我想大家走什么路，就是“忌巧、忌盈、忌贰”，这是人生的正道。

第三是做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人分为三种，德才兼备者为圣人，德胜才者为君子，才胜德者为小人。江泽民同志曾引用过荀子的话，也把人分为三类，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之器也（孔夫子推崇“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口行善、身行恶，国之妖也。那么我们做什么人呢？我们是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勤奋一世的人呢，还是做一个懒惰一生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消费人生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创造人生的人呢？我们是做一个胸怀远大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器小易盈的人呢？我们要做一些选择，现在的社会我们不要拿君子和小人的局限来衡量，应该从务实的层面来解读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是要做有所作为的人，还是做碌碌无为的人？大家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自传，他曾经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生苦短，人生在世就是应该做一个有用之材。有用之材是什么呢？就要有人格的修炼，有能力的修炼，有理想的追求和责任的担当等要素，有用之人是有要素的。

我们惰性文化的形成是有一定时间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民族融合的时候。到了明代大同屯兵12万，那时候是发军饷来养人，这是一个因素。再加上农耕文明时代，大同是夏天长、冬天长的，只有两季，没有四季，实际上大同的春天很短。比如春天本来是植树的季节，到了4月底，我就说开始植树，他们说冻得挖不开，我到现场后果然发现挖不开，到了5月初，天气很快就转暖了，树木就开始发芽了，那么就不能栽树了。栽树应该是反季节植的，最好在它休眠期间栽。时间很短，就十来八天时间，是典型的夏天长、冬天长，就好像没有秋季，我们今天穿的短袖，明天就得穿毛衣，天气变化太快。就是在这么短的季节内，有半年是漫长的冬季。我们今年也是这个情况，11月就不能干了。所以对北方来讲，隆冬时节大家是坐在家里，是休息的时间，一年时间半年闲，这是长时间形成的一个农耕文化的传承。这是第二个因素。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雁同合并后，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我们的官多了，加长板凳，就是一个人能干的事情由几个人来做啊。我们过去老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官多不治事，龙多不治水。那么官多了以后，这个文化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官多了，那些科长等就看不到希望了，干好干坏就那么一回事；官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激励措施了，干事和用人就不挂钩了。这是第三个因素。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那么多的干部，转来转去就那一点位置，就只有干不成事了。干不成事就是干部的用人机制、奖惩机制发生了问题。干事的当不了官，不干事的可能就当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导致了我们惰性文化的蔓延。所以责任心就缺失了。

为什么今天我讲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我跟你们对话的机会不多，所以我非常认真地对待你们。昨天晚上进行了认真准备。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根上来检讨我们的文化。我在大同就深深体会，我干事干到今天，非常得迷茫。过去我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在天塌地陷的情况下也是往前走的。但是走到今天我感到很困惑，就是这样一种环境，我们能不能走得远呢？今天的成果能不能巩固得住，哪一天还会不会回到过去那种有事无人管的地步呢？我感到很迷茫。

我来大同工作时就有好多领导劝我说，“大同可复杂呢，很不好干”。我到了大同工作以后，复杂我还没有体会到，但是干事的艰难确实感觉到了。所以我经常安排了事情有时候不放心，睡到半夜还想这个事情落实了没有。有时候是今天安排了明天再督促一下，因为我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候可能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就是有些事情我很不高兴，我安排了事情一周以后再问他，他没有办了，把问题装进了口袋。他说有这问题有那问题，我说你办不了不等于我办不了，为什么你不给我报告呢？他说我看见您那么辛苦，不好意思打搅您。而且说这个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说的。我就问他你不想打搅我，我安排你的事情你不去办，办不了到今天我还得过问，这不是更大的麻烦吗？你没有想到给我增加更大的麻烦，又耽误了时间，增加了办事的成本，影响了工作进度，那你为什么没想到这是更大的损失呢？我说你办不了就及时给我报一下也行啊。我经常跟大家讲，我的手机经常开着，大家要找我很容易，当然在办公室肯定找不到我。

你说我们的事业走到今天，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谁也不是神人，那么到一定时候就需要团队，需要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大同人应该向这种惰性挑战，时时警醒自己，看看我们自身有没有惰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环境原因常常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人是环境的动物，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人，在那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同人，很难免俗。所以要看看文化基因有没有问题，环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这种惰性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烙印呢？作为大同人能不能勤奋起来，能不能振作起来，能不能把责任担当起来，做一个勤奋之人？曾国藩讲，“骄与惰未有不败者，勤字用来医惰，慎字用来医骄”。骄还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惰。

三是做消费人生的人，还是做创造人生的人？消费人生就是游戏人生、浪费生命，不能是人生走一遭就只是个消费者。人生有三个过程，第一个是被人养，生下来都得让父母养；第二个是养别人，就是我要建功立业，回报父母，回报社会；第三个是被人养，靠子女照顾。就是这么三段论，中间就这么一小段，这么一小段概括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四句话，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年幼后除老，中间所剩也不多，还有一半睡着了。我们还能消费吗，还不抓紧时间创造人生吗？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人生在世走一遭，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求名当求万世名。人生在世，就应该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创造价值，不能光消费，那么谁来创造呢？

四是做一个胸怀远大的人，还是做一个器小易盈的人？人生的胸怀非常重要。有大胸怀才有大境界，有大境界才有大事业。我们一些领导同志有时候没有权，但给了权器小易盈，想的就是鼻尖底下的那些事，什么名呀利呀，不能融入大事业，没有大胸怀。曾国藩讲，“大丈夫干事靠的是胸襟”。不是有句诗这样说嘛，“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所以要求我们要眼望星空，脚踏实地，既要有理想，又要脚踏实地。但眼望星空不能光是理想主义者，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从天上落下来。脚踏实地就是要从我做起，有开阔的胸怀。胸怀的修炼就是要多读古人之书，多学圣贤之道，那样我们才能有开阔的胸怀。

第四是干什么事。我们的人生得有一个标准，是干一流还是居末流呢？就是我们干事标准是什么？我们有大事、小事，有全局的事，有局部的事，各种事情很多。那我们干事，不管大事、小事、中事，做事都要有个标准。追求的标准是什么？我想这在大同来说非常的重要。国外有的民族习惯非常好，我觉得德国这个民族就很了不起，你看奔驰车后面的线路，尽管在后面，但做得非常细致。我们有的人一说在后面看不见，就马而虎之。我们经常在背面、阴暗处，马马虎虎、糊弄人，比如修地下管网，在看不见的地方，经常就糊弄糊弄算了。其实人生的好多失败就在这些细小的地方，好多时候翻船就翻在这些地方，大而化之，降低了做事的标准，太马虎。所以豪放的背后容易形成粗放。我经常讲，豪放的大同需要精细、精明的文化，要认真对待我们的事业。

一流是怎么创造的？一流需要正确的思路。前两天我在吴官屯调研，云冈的博物馆、演艺中心是由吴官屯煤业和首钢合作搞的，他们想要搞一台艺术节目。我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旅游人是流动的，从易到难先搞几个小节目，做成刘老根那样的节目，每次有人去了看一个小片段能吸引住人，不适宜搞大场面的节目。而吴官屯煤业董事长刘小平想搞一个展示云冈文化的大节目，请的是大同艺校的一个领导，艺校他们也有雄心壮志，说是要超过张艺谋。我说我很高兴，但你知道张艺谋是什么位置？他是中国顶级的人才，你要超过他得有比他更有本事的人帮助你，这个人是谁呢？后来他说是开玩笑呢。我说军中无戏言，这是件大事，涉及到整体思路，如果不认真，一开始就稀里哗啦，怎么能成呢？《一把酸枣》是怎么炼成的？张继刚讲，《一把酸枣》问世以来1700多天的时间里演了800多场，全是市场化运作，创造了歌舞剧史上的高峰，目前还没有一个歌舞剧超过这个记录的。整个剧作背后付出了多少心血？一分辛苦一分才。世界上还是要走正道的。

创造一流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写道，怎么能创造一流？就是要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学先进就是找行业里最先进的，跟上人家学；傍大款就是找做得更好的人，跟人家去合作；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这是个基本经验，通俗易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怎么伟大，要跟伟大的人一起干事才能创造伟大，当年跟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一定是伟大的人，才能做成伟大的事业。伟大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一流不是关住门的一流。我在榆次讲，不创一流就是落后。这个理念很好，首先要知道一流的参照系是全球的、世界的眼光，不能关住门把平房推倒盖成楼房就成了一流，那不成了狂人了吗？那实际不叫一流，是末流。创造一流，眼光很重要，创作、建筑的事是神圣之事，这是何等大的事情？我最近在北京到国子监和孔庙搞调研，国子监有个辟壅，是皇帝讲学的地方，辟壅的规模还不如我们华严寺的七间殿，但是建辟壅的时候谁当的总指挥呢？是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刘墉当总指挥，和坤参与。刘墉是工部尚书，拿出图来皇帝审定，还要再征求和坤意见。和坤提出来要在四个角拉四根横梁，节省木材，增强稳固性，外方内八角，建设开工的时候皇帝选黄道吉日，三叩九拜，让诸神退位。创作是何等大的事情，何等慎重，哪能是开玩笑呢？圣贤之事哪能开玩笑呢？我们是该严肃的不严肃，该慎重的不慎重，稀里哗啦还能干成大事？工程指挥部早晨开例会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嘻皮笑脸就批评，我说要慎重，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么大的事情整天嘻皮笑脸干什么呢？创造一流必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首先要立志。立志就像梁启超总结曾国藩时说的，曾国藩怎么能成功呢？一个中等之才怎么能创造千古伟业呢？古今之完人，圣贤的高度，又建立那么大的事功。因为过去历史上圣贤和事功是分离的。圣贤之道，比如说，孔夫子是立言、立德，传播他的思想、文化，道德文章。曾国藩是立德、立言、立功，太上者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把事功和立德、立言结合起来的人，中国史上很少，有事功的人往往是有毛病的。像朱熹就一般不接触事情，不爱钱，做文章，洁身自好，如果做事功就要跟世俗、各种人、三教九流、三六九等什么人都要打交道，不能保持清高。建立事功，言跟行完美统一的是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曾国藩在北京立志叫澄清天下之志。虽然他是个书生，但要抱负天下，改名曾涤生，要洗涤人生，重新开始，当时清朝是个什么社会呢？他给皇帝上奏表时讲，共上了五个奏章，其中之一说京官和外官，说京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退缩，一个琐屑；外官是敷衍、颟顸，颟顸即糊涂，是那么一种官场风气。所以他立志自拔于流俗，一生就是要超凡脱俗，一生不爱钱。他真正做到这一条了，做了那么大的官、经历了那么多的钱，却不爱钱。人生要立志做大事，做大官有大官的事，小官有小官的事，一般干部做一般干部的事。做官有限制，事业无止境。做官职数是有限制的，有大官、有小官，但做事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延伸人生的长度可以拓宽人生的宽度，在位上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也有人讲，做官要有四行，第一自己要行，第二有人说你能行，第三说你行的人能行，第四身体要行。这四个要素里有两个是自己的，就是第一个和第四个，另一半属于外在因素。所以人成事，一半在天，一半人力，人力居其半就是这样来的。一个人怎么来对待当官和做事？就是尽人事而听天命。尽最大努力做事，能不能成功那是听天由命的事。许多事不由自己，做多大官自己能做得了主吗？就不要那样想。如果那样想，就感到自己做的事多了，了不起了，组织亏待了你了，该使用了。背上这么个包袱，是干不好事的。任劳容易任怨难。不干不就把一个人才浪费了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官尽在其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要作为人生的理想，努力往前走，收获是另外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尽人事而听天命，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第二是修养品格。品格最可贵、最重要的是责任心。责任心就是能力，能力是随时随地、大事小事、时时处处责任意识的表现。只要是我办的事我就有这个责任心，要竭尽全力去办，大事小事都要认真地去对待。责任心是长期培养出来的，是深入灵魂里面的，是性格的组成部分。做一个负责的人，就是要耐冷、耐苦、耐劳、耐闲。耐冷就是受到冷落的时候能经得起，板凳要坐十年冷；耐苦就是吃苦，这是人生成功的一个要素，也是一个人品德组成的重要部分；耐劳要吃苦在前，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做官之道是什么呢？“先之、劳之，无倦”。先之是身先士卒，辛苦在前，没有疲倦；耐闲就是耐得住寂寞，不要浮躁。

第三是能力提升。能力就是职业主义精神。职业主义的精髓是什么？职业主义就是专业主义，就是干什么事都要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懂一行，这个非常重要。干一行时间长了就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用心，做一个有心之人。世上的学问就真的有那么难吗？“学问之道无穷，总以有恒为主”。不间断一点一点地学，有一句话，“一天进步一点点，十天进步十点点，百天进步百点点，百点点、千点点就离成功不远点。”大家要记住这个话，要珍惜时间，惜时如金，好好读书。修炼自己有好多成才的途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的道路困穷不通，那我就独善其身；如果仕途通畅就报效社会。

第四是机遇。怎么把握机遇？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人生成功要有时有位，时就是时机，位就是地位。有时无位、无时有位都不行。历史上有个范蠡与文种的故事，当越王勾践想复国、打败吴王时，就是有时机，这时勾践需要人才，范蠡与文种是两个重要的谋士，范蠡随勾践出谋划策，文种主内治国，两人有时有位，都干得很好。当勾践打败吴王，这时范蠡看勾践这个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享乐，就赶紧辞职，与西施泛舟西湖做生意，后来做了陶朱公，就是我们现在拜的财神。这是个智者，非常了不起。他走的时候跟文种说，咱们走吧，这里不宜久留。但文种还留恋职位，没有走。时间不长，文种感到不对劲，就赶紧辞职，但这时勾践的赐死书也到了，理由是“先生有七计对付吴王，用了三条计就打败了吴王，还剩下四条计，这四条计请你去地下为我的祖先服务去吧”。最后文种无奈自刎而死，这就是一个悲剧。有时有位，就是人生做事的好机遇。

大同现在属于干事用人的时代，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是一个创造业绩、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们的事业需要千百万人的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才的接续，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发扬光大，我们的未来才有美好的前途。这是至关重要的。人才兴家，人才兴国，人才兴市，人才当家，这是希望所在。在这样一个时代，同志们一定要把握好机遇，就像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来大陆访问说过的一句话，“现在国共合作的新时代到来了，机遇来临了，你准备好了吗？”首先要问一下自己，你的德、能、勤、学，能力和品格的修炼，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