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讨】再论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的群众观和民主观

叨叨

　　拙文《论历史周期律——兼说什么是民主》（《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提到，毛泽东当年和黄炎培谈到历史周期律时曾说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本文接着这个话题，着重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说凭着他认为的“民主”的“新路”就“能跳出历史周期律”？他所说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还有，他所说的 “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显然同他一贯倡导和践行的群众路线有关，而且从逻辑关系上看，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以他特有的群众观为基础的。为了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本文先对他的群众观作一番探讨。

　　一

　　概括地说，毛泽东的群众观包含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第二，劳动群众需要教育，但教育者必须首先接受教育；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第三，共产党人要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

　　可以说， 毛泽东的群众观既是一种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时又包含着一种总体原则性的行动方针，即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群众观和群众路线的关系，也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

　　因此，毛泽东主张的民主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这种民主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一种政治手段或形式。其二，民主就其内在本质来说，总是有一定的阶级属性的，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两者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

　　正因为毛泽东主张的民主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所以他的民主观和他的群众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就是同一个革命世界观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这突出表现在，他的群众观确认人民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他的民主观确认人民是国家当家作主的主人。

　　毛泽东的群众观——群众路线和民主观——民主集中制，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供了一个高度优化的“自组织动力系统”，使党和政府能持续保持活力。

　　正像毛泽东的群众观在实践中直接体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样，毛泽东的民主观也在实践中直接体现为党政工作组织建构原则和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过程必须遵循的工作原则，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及其内核——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原理的引申含义所作的不同阐述，也都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民主观的重大发展。

　　正是由于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观——群众路线和民主观——民主集中制，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提供了一个高度优化的“自组织动力系统”，使党和政府能够持续地、与时俱进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总能保持坚强的生命活力，不像那些未经优化的自组织系统，总难免陷入间歇性、周期性的痉挛危机，以致最后走向崩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更新，总能保持坚强的生命活力，一是因为它有一个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二是党内包含着一个自我监督、自我纠错的有效机制，其中包括民对官的监督，群众对领导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总起来说，都是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都意味着人民监督政府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自觉、主动地接受人民监督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端和低端这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能量交换就必然是双方的比较优势的平等交换，其结果必然是双方的正能量都获得增益，从而使整个自组织系统的整体正能量增大。与此相反，那些未经优化的人类社会的自组织系统内部，其政府和国民之间的能量交换的结果经常是政府对国民能量不断升级的压榨和剥削，由此必然导致交换断流的危机，导致历史周期律的劫数一次次地出现。

　　二

　　说到监督机制，很多人认为一个政党自身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只有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制，多党争胜，才能互相监督。这种看法与事实真相相距甚远。

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两大政党在国会的主要作为是争斗，而不是合作。而且他们并不认为两党之间的争斗能够起到互相监督而有利于劳动大众的作用。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两党都不代表美国人民。如盖洛普民调所2011年9月20日发布的民调报告称，49%的选民认为两党都不代表美国人民，而无党派选民中持此观点者高达60%。有趣的是，近10年来，美国人对“一党政府”（总统和国会多数党同属一个党）还是“两党政府”（总统和国会多数党属不同的党）的选择一直反复不定，但有两点呈现出某些定向趋势。其一，认为“两党政府”好的选民从2005年达到36%的最高点以后就呈现出下降的总趋势，到2012年下降到23%。这意味着肯定多党竞争具有互相监督作用和立法与行政权分离具有权力制衡价值的选民所占比例缩小，而且呈不断减少趋势。其二，认为“一党政府”好的选择平均值明显高于认为“两党政府”好的选民比例，这意味着这部分选民完全否认多党竞争具有互相监督作用和立法与行政权分离具有权力制衡价值，而且其比例有日趋增长的趋势。这样的选择显然意味着同前面提到的认为两党都不代表人民的选择一致。这不但表明否认多党竞争具有互相监督作用和立法与行政权分离具有权力制衡价值，而且否认了普选出来的总统和国会能够代表真正的民意。这一部分选民加上认为“一党政府”好的选民，占了选民总数将近70%。这同前面提到认为两党都不代表人民的比例数（49%、60%）颇为吻合。

面对这些事实，还有什么根据说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呢？

　　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归根到底只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劳动阶级虽然形式上也享有投票权，但只要他们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去投票，而不是怀着独立的工人阶级意识去投票，选出的只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可能是维护劳动阶级利益的代表。由此决定，在那种“宪政民主”政治制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人民对政府的监督。

毛泽东主张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他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民对官的监督，群众对领导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在这样的监督机制下，低端和高端之间的能量交换不会导致高端对低端的单向榨取，而是导致双方比较优势的互补增益和共赢。因此，这样的自组织系统就能够与时俱进地自我完善、自我增进。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周期律的劫数自然就不可能再现了。历史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凡是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贯彻得好的时期，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无往不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感到历史周期律的劫数的威胁。

　　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全靠它的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它不仅揭示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而且揭示了劳动人民只有推翻剥削压迫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求得全人类彻底的自由解放的真理。这一信仰在革命战争年代鼓舞了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劳动大众为推翻剥削、压迫制度而奋斗、献身，在和平建设年代激励着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劳动大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献身。

　　然而，这个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却每时每刻都处在它的对立面——“天下为私”为内核的各种错误思潮包围之中。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诞生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以“天下为私”为内核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这种以“天下为私”为内核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从小生产私有制破坏原始公有制和私人交换产生之时，就有不少人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乃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类的世俗哲学了。而且，经济基础的私有化导致上层建筑由原始时代的“公天下”蜕变为“家天下”，导致由民间私利的争夺上升到统治集团内部同室操戈，兵戎相见。自然经济阶段之后，人类又经历一个“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这个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正是以“天下为私”为内核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在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外面包裹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华丽外衣，极其迷人。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它可以说是一种糖衣裹着的剧毒的毒气弹，对于以“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甚牢固的共产党人，有极大的侵蚀力和杀伤力。

　　毛泽东对“糖衣裹着的炮弹”的危险性一直有着极高的警觉。1949年3月5日，党中央进入北京建立全国的人民政权前夕，毛泽东发表了划时代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带着强烈的忧患感向全党提出警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版）新中国成立65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警示是非常英明的。中国共产党遵循毛泽东的警示和党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握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方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可是，在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突出的问题是，怎样在和平建设时期防止共产党的干部受到糖衣炮弹袭击而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由此而蜕化变质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艰巨、也更复杂难解的问题是，怎样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防止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甚至复辟的问题。毛泽东为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而殚精竭虑，苦苦探索，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的崇高品格和宏大气魄。至今回顾起来令人极为痛心的是，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最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创伤，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损失。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仔细体会毛泽东为跳出历史周期律指引的方向，其核心的一点，就是建立一个能够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制度。把毛泽东倡导的民主集中制中包含的民对官的监督、群众对领导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等加以法制化，认真贯彻实行，就会形成西式民主制度绝不可能有的实实在在的人民监督力量。监督什么？主要就是监督各级领导信守还是背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承诺。怎样才能把民主集中制及其包含的民对官的监督、群众对领导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真正贯彻实行下去？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主动接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的自觉性。如果没有这种恳求监督的自觉性和行为表现，群众就很难直面监督领导，下级很难直面监督上级。另一方面，作为被领导的人民群众或下级，也需要像毛泽东鼓励的那样，具有“敢摸老虎屁股”的勇气，勇于行使监督的权利。只要在民和官之间、下级和上级之间确实从信仰和法制上建立起上面恳求监督和下面敢于监督的互动关系，就一定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抵挡和防止 “天下为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侵蚀和破坏，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样也就彻底摆脱了历史周期律的劫数灾难。

（文章转自：红旗文稿　2015年02月，作者：庞卓恒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