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关注】反腐与经济发展绝非“此消彼长”

云卷云舒

反腐与经济发展绝非“此消彼长”

赵霞

2016年03月02日 人民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惩治了一批党内腐败分子，端正了党风政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有人认为，反腐败压缩了公款消费，减少了市场需求；削弱了干部的工作动力，降低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种观点显然不客观。事实上，反腐败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利好”。（人民网，3月1日）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出重拳、亮利剑，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但是，有人认为，当前反腐败斗争“过力”，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把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发展根本对立起来。

       虽然，近几年餐饮、住宿等行业的“不景气”，与国家的“反腐”行动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把“反腐”视为经济萎缩的根本原因，简直是无稽之谈。毕竟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严重腐败的政权能够很好的推动经济发展。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政府越是贪污腐败，公平竞争的环境就会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活力就很难释放，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当期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是因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慢慢转为“中高速”，因此某些行业所谓的不景气与“反腐”没有必然的联系。反观昔日这些行业的“异常繁荣”现象，也正说明了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畸形：公款消费严重遏制了个人消费增长，而后者才是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点。事实上，“反腐”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还是当前经济发展重要的助推器。

       “反腐”优化了发展环境。腐败盛行，必然会出现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经济运行。开展“反腐”行动，就是为了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堵死“暗箱操作”的“洞口”，斩断行政审批权力滥用和权力失控的“源头”，打造阳光政府，开创一种公开、透明、平等、诚信、法制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

       “反腐”释放了真正内需。一些人提出“反腐拖累经济”的观点，认为“反腐”导致政府的公款消费锐减，从而造成内需不足。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和论证。毕竟，在正常的经济秩序中，市场消费不应该单一的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撑，长期以往定会造成市场消费的畸形。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各级政府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切实促进了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提升，有效拓展了大众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社会消费已成为支持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反腐”调动了工作热情。“反腐”能凝集力量、鼓舞斗志，极大的激发人们工作的热情。在党政机关内部，通过“反腐”和改进工作作风活动，实现“有为者有为，无为者失位”，营造了一种“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新氛围。不仅如此，“反腐”能有效的清除社会毒瘤，捍卫党和政府的肌体和生命，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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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发力稳步向前

　　一、发展，向着转型升级全力推进
　　不久前，一位韩国学者调研山东青岛一家服装厂时，吃惊地看到，生产线上每台缝纫机都装备了小型电脑，“互联网+”推动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使工厂年利润居然增长了150%。这位学者感慨地说，“脚下的这片土地，已不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生存的韩国企业所能待的地方了”。
　　同样感到吃惊的还有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去年该院发布的《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报告中说，大量实证数据表明，中国仍然是擅长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创新海绵”，“中国的确具备了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能”。
　　这是中国经济发力转型大步向前的生动注脚。
　　还有更多场景——从“嫦娥”飞天“蛟龙”入海，到高铁巨龙蜿蜒舒展；从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到“一带一路”倡议连点成片；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涌动，到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或印证着变革的波澜壮阔，或记录着进步的深水湍流。
　　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的分量越来越重——持续提高的影响力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被评价为“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最具竞争力”。2015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和出口额仍居于世界第一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资连续24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投资位居世界第三位。这是一份助力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色答卷。
　　二、潜力，中国仍然堪称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历史将怎样记录“十三五”开局的这个新起点？
　　2016年新春伊始，全球黄金、股市、汇市，粮食、石油、矿石等价格指标齐声振动，令曲折复苏中的世界经济行情激变、险象环生。这些艰难现状，从根本上说还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和深化，是发达经济体过度依赖金融扩张、财政刺激的传统发展模式，以及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交织缠绕所导致。
　　国际经济动荡与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都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导进来；加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和动力转换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各种因素叠加使我们面临着很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是，超越短期的、扰动性的、局部的现象层面，着眼于主导性趋势和宏观层面，无论是从已取得的发展成绩看，还是从拥有的发展潜力看，中国仍然堪称世界经济的“优等生”。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四个没有变”，深刻阐明了“中国信心”的深厚基础，是我们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立足点。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看到，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和适应能力比较强，面对不同发展阶段要求不断加以改革完善，既释放了制度红利，也增强了体制适应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追赶型增长过程并没有结束，从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迫切投资要求，到不断升级的居民消费结构，内需增长空间巨大。
　　从区域发展差异可以看到，我国结构调整有着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些产业虽然在沿海地区失去了比较优势，但在内陆地区仍然有发展前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虽然对资源型地区造成困难，但在另一些地区却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一些地区面临较大去产能压力而放缓经济增速，但另一些地区则由于“早调整早主动”，实现了结构升级并进入稳定增长期。
　　从产业体系完整性可以看到，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使我国拥有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从宏观调控空间可以看到，我国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负债率都不高，金融状况总体比较健康，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有资产，宏观调控具备较多政策工具和较大政策空间。
　　眼下，一方面，从供给侧发力的结构性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加快进行，各类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以减轻转型阵痛；另一方面，新的发展理念正在落地生根，以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以协调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绿色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以开放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以共享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五大理念，符合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特定阶段，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有利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实干，激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热情
　　今天的中国，的确面临着长长的“问题清单”。化解产能过剩、应对总需求收缩、治理生态环境、提升开放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挑战，无一不是艰巨的课题、难啃的硬骨头。《纽约时报》曾感叹，“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
　　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克难靠发展，发展要转型，转型靠改革。而这一切最关键的在于实干，在于进一步激发改革创新、干事打拼的热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抓实、再抓实。不抓实，再好的蓝图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近的目标只能是镜花水月”。
　　眼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工作已经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十分明确，抓落实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抓落实关键靠人，靠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
　　第一，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的创新意愿和活力，是检验结构性改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精神，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持之以恒的反腐倡廉中加快制度创新，打造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基础、增强底气上。
　　第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技创新活动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的明显特点，以良好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导向，是激发科研人员创造活力的关键措施。这就要对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等方面有步骤、有系统地推进改革，加大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法治保障力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
　　第三，充分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近两年，中央在推动“双创”上出台了不少办法，并鼓励社会、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共同培育支持蹒跚起步的创新型企业。下一步，我们既要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扶持优惠政策，还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和采取一揽子措施，净化创业生态，优化市场环境，破除技术壁垒、垄断藩篱，保证各类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并以健全的法治规范行为秩序、保障创新权益、保护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创新型企业不仅“生出来”，更能“长起来”，促进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充分迸发，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第四，更有效地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党的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骨干力量，一支既廉且能、履职尽责的干部队伍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治理庸官能混、懒官能撑、“为官不为”的现象，不能等、不能拖，必须辩证施策，争取尽快扭转。要继续严格“三严三实”对照检查，同时开展精准化的理论培训、政策培训、科技培训、管理培训、法规培训，增强广大干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信心和能力；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要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区分好改革的探索性失误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要健全激励保障制度，使庸官不能上岗、懒官难过考核，有力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
　　12年前，习近平同志任职省委书记时，曾撰写过一篇文章《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其中，“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句，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在改革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大批有能力、有作为的党员领导干部，增强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保持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才能更好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鼓作气攻克一个个障碍、拿下一个个堡垒，为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转自钟经文《经济日报》，本报有删节）；《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03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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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产能”是经济企稳转好的重中之重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要重点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把“去产能”作为年度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并放在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当前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和企稳转好的主要障碍

　　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和“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中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持续存在，特别是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如此强调“去产能”工作？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当前部分行业的市场需求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峰值，去产能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主导产业。例如，工业化初期阶段，纺织服装、家电等轻工业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工业化中期阶段，钢铁、建材、石化等重化工业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会成为经济中的主导产业。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5.0%），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中期，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不少重化工产品的需求规模已经达到了峰值或进入峰值区间，产能过剩已不是周期性而呈现出严重的绝对过剩，不可能依靠扩大需求和下一轮经济周期得到自然化解。例如，根据中钢协统计，2013年我国粗钢表观消费量7.64亿吨，是近年来的峰值，2014年为7.38亿吨，下降3.37%，2015年为7.0亿吨，再次下降5.5%，世界钢铁协会的预测是，2016年中国粗钢消费量仍将呈下降趋势。从更长时间范围看，随着我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房地产、机械和汽车等行业增长放缓，对钢材的需求也不会再有明显的回升。从国际需求看，短期内走强的可能性也不大。2015年我国钢材出口1.12亿吨，虽然仍有进一步扩大的潜力，但已经是摩擦不断，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其他很多重化工产品，如建材、石化等大都面临同样的需求态势。
　　二是产能过剩是当前经济中“四降一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而产能过剩正是“四降一升”的重要原因。例如，产能严重过剩直接拉低了工业品价格。2015年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同比下降5.2%，其中煤炭、钢铁、有色、非金属矿（含矿石采选）等行业PPI平均下降了10.4%，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出厂价下跌贡献了PPI指数近一半（47.9%）的跌幅。产能过剩行业也是亏损最为严重的行业。例如，中国煤炭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达到了95%。同样，钢铁企业也普遍亏损严重。按照中钢协统计，2015年会员钢企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高达50.5%。从销售利润率看，2015年煤炭、黑色、有色分别是1.76%、0.81%和2.64%，远远低于5.76%的工业平均水平。
　　三是只有做好“去产能”工作，才能促进经济早日实现转型升级和企稳转好。
　　严重产能过剩直接导致企业恶性竞争，普遍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出现“优汰劣胜”，更遑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不仅如此，尽管严重产能过剩往往只发生在少数行业，但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复杂传导和影响关系，一个行业的发展不仅影响其上下游的企业，还会通过商业信用、金融等传导机制影响更广泛的经济组织。因此，如果“去产能”的工作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整个宏观经济仍将继续陷入通货紧缩、效益低下和增速下行的趋势中。只有实实在在做好“去产能”工作，才能恢复行业正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状态，进而消除潜在的金融风险，促进整体经济企稳回升。
因此，尽管“去产能”短期内会对一些企业带来很大影响，对地方经济带来不小冲击，对增长和就业带来一定压力，但我们再也不能抱有任何幻想，“长痛”不如“短痛”，“晚去”不如“早去”，“被动”不如“主动”，与其全行业被拖垮不如让少数企业倒闭，去产能工作必须坚定不移，真抓实干，取得实效。

做好“去产能”工作需要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

　　经过多年的淘汰落后工作，我国不少领域的产能过剩而不落后，这种情况下如何“去产能”对全社会都是一个新的挑战。最近，国务院在关于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坚持市场倒逼和政府支持相结合的总体原则。
　　1.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去产能”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去产能”工作首先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坚持法治化和市场化原则。市场经济存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调节机制。当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时，产品价格会相应降低，一方面会扩大需求，另一方面也会降低企业利润，导致部分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一些企业会自动停产或转产，从而减少产能实现供需平衡。近年来，我国许多产能过剩行业都曾经或正在出现市场化的供需再平衡过程。例如许多消费品行业、轻工行业，如冰箱、彩电、服装、食品等都是经历了若干轮市场化的“大浪淘沙”过程，并实现了行业的优胜劣汰和调整升级。近年来的光伏行业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行业。
　　但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着力完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不完善的市场环境导致企业在多个方面的成本负担不同，形成了不公平竞争，也是当前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例如，由于各地环保执法力度不一，加上现行资源税和环境税收政策不完善，导致部分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未承担其应有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在此情况下，市场竞争的结果有可能是不规范、不守法和低效率的企业打败好企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后果。
　　所以，加强市场监管既是完善公平竞争环境的要求，也是促进依法依规退出产能的重要手段。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严格治理不安全生产，严格治理违法违规建设，让达不到标准的产能退出市场，是建立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做好“去产能”工作的首要任务。
　　2.政府要在“去产能”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去产能”过程中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外，对于钢铁、煤炭等少数产品同质化程度高、过剩程度严重和社会影响大的行业，也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引导支持政策，促进严重产能过剩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缓解。
　　一是加强对产能退出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解铃还须系铃人”，产能退出必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企业应该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行为负责。但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可以减少社会动荡，让调整过程更快，社会成本更低，综合效益更好。关于钢铁和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两个意见中提出的若干财政、金融政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做好职工安置问题。能否做好“去产能”工作，职工安置是核心。除了企业要通过结构调整和转型，内部消化部分人员外，政府要通过加大技能培训服务、增加公益性岗位等方式，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通过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便利社保接续等政策，促进跨区域转移就业；通过社会救助体系，促进托底保障。
　　三是以各种财政、金融政策的退出为手段处置“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资金、土地等宝贵资源，依靠政府补贴和银行输血维持生存，进行不公平竞争。当前形势下，政府在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和人员安置的基础上，要坚决停止对僵尸企业的各种财政、金融支持，促进这些产能退出市场。
四是多管齐下推动行业转型升级。“去产能”并不必然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所以，“去产能”一定要与“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战略相配合，通过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为中国工业的发展赢得新的空间。

当前“去产能”工作风险可控、效益可期

　　虽然近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部分行业经营较为困难，但我国经济总体实力显著增长，经济基本面较好，具有做好“去产能”工作的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一是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为“去产能”提供了重要支撑。我国具有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诸多有利条件和内在基础，可以吸纳部分行业因“去产能”出现的调整冲击。我国劳动人民工作勤勉，经济发展的韧性强。大量基础设施和生活需求仍没有充分满足，经济增长的潜力足。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互补性高，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大。特别是近年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技术不断涌现，能够为部分制造业的调整提供足够的支持。
　　二是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为吸纳“去产能”的富余人员提供了较大空间。近几年我国就业状况一直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去产能”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就业总量不断攀升，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实现了转移。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外，自2004年前后开始出现的东部地区招工难现象一直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15年的调查失业率是4.99%，与2013、2014年基本持平，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各方面信息表明，我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形势仍然较好。虽然“去产能”势必会造成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工作岗位的调整，甚至有些企业出现一定数量的下岗和失业现象，但只要平稳有序地推进，经济完全有能力吸纳这些劳动力，就业的风险是可控的。
　　三是产能过剩行业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为“去产能”后实现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我国不少产能过剩行业生产技术、设备先进，产能过剩但不落后，综合竞争力较强。例如，我国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81%，其中大型煤矿为95%。钢铁工业不仅在规模上全球领先，而且在品种质量、装备水平、技术经济、节能环保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只要做好“去产能”工作，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恢复合理的价格水平，这些行业仍然可以取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赵昌文　许召元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02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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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好棒